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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研究了国内外数十个创新集聚区、国内30座城市和30个行政区，于2018年12月18日发布了《中国城市中央创新区（CID）发展报告（2018）》。该报告是中国首份研究城市中央创新区（Central Innovation District，简称CID）的报告。报告系统研究了CID的发展历程和独特性，借鉴国内外标杆案例的发展经验，总结归纳出CID的布局结构、开发模式和运营模式。此外，研究院通过构建CID评估指标体系，统计梳理了当下已发展成熟的CID清单、正在建设的CID清单、适合建设CID的城市清单以及适合建设区级CID的城区清单。
目 录
一、中国城市纷纷加装新的发展主引擎一、中国城市纷纷加装新的发展主引擎
当代社会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需要能级强大的创新策源地提供发展动力。中央商务区（CBD）作为区域财富中心，曾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作为城市发展原有主引擎，CBD并不能完全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新要求。为了打造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地标性区域，国内外一些著名城市已纷纷为自己安装了新的主引擎—中央创新区（CID）。
从世界范围看，纽约作为美国的CBD，曾经长期引领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发展，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逐步发展成为美国的CID，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主引擎。从国内范围看，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科学城、广州琶洲中央创新区、深圳南山区、武汉光谷和杭州未来科技城已成为或即将成为其所在城市新的发展主引擎。这些区域通过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城市创新发展的战略策源地。二、何为中央创新区（CID）？ CID有何独特性？
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认为，中央创新区（CID）是一个城市或区域高端创新要素的融合聚变区，区域内高端创新人才汇聚，创新活动极其活跃，是创新成果持续输出和创新影响力最大的地标性区域。
中央创新区（CID）是城市能级强大的创新策源地，其战略定位、产业特征和功能定位等与其他城市功能区有所不同。中央创新区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创新能力极强、战略地位显著、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高端且集聚性强和复合功能完备。
中央创新区（CID）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中央创新区的创新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风险投资机构、创业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创新资源包括资金、人才、信息等。无论中关村还是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系统都具备多主体参与、创新资源有序流动和创新系统开放的特点。
中央创新区（CID）是创新发展的核心策源地。中央创新区是区域的创新中心，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的强大引擎，对周边区域具有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张江科学城在开放和创新融合中，引领辐射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助推我国科技创新从高原向高峰进军。
中央创新区（CID）一般位于大城市战略核心区或临近战略核心区。良好的区位条件可为中央创新区（CID）发展提供交通、经济活动和人才资源等支持，便于人才和其他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美国硅谷依托斯坦福等具有雄厚科研实力的顶尖大学，集中了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公共交际走廊和交通走廊将硅谷内的各城市串联起来，形成紧密合作的服务网络，便于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流动。
中央创新区（CID）以高端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最为集中的生产领域，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张江科学城依托现有的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相关研究机构、高校以及企业，集群式发展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延伸发展低碳环保和文化创业产业。目前，张江已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中央创新区（CID）注重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融合”。中央创新区是城市的创新中心，但同时兼顾商业发展，将生活功能融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区域创新发展新空间。根据最新的《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张江科学城计划建设北部科创中心、南部公共活动核心区，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分散式的公共交通站点和众创空间，结合周边绿地将生产、生活和生态完美融合。
三、为什么如此多城市热衷创建中央创新区（CID）？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要素聚集程度，打造以创新为核心动力的地标性区域，需突破现有城区发展理念，重新定义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发展模式，大力建设中央创新区。理由如下：
一是集聚创新要素，实现聚变发展。中央创新区对高端创新要素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创新要素的聚变发展，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截止2017年，张江科学城汇聚了约685家高新技术企业，约403家国家、市、区级研发机构，50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近20家高校和科研院所。
二是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需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助于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在全球化竞争中拥有强大的优势和后劲。北京、上海和武汉已经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即中央创新区（CID）。这些中央创新区（CID）对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是塑造地区发展品牌，提升区域吸引力。区域品牌的成功塑造对区域的进步和繁荣非常关键。中央创新区品牌效应显著，有助于提升外界对区域竞争力的认可，加强地区吸引力，对区域参与国际化竞争提供强大的支持。
四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走向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例如，松山湖作为东莞CID，在从“东莞制造”到“东莞创造”的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效初显。
五是与中央商务区（CBD）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良性发展。中央商务区内的现代化、高端化的第三产业可以很好为中央创新区内的创新资源提供各种专业服务及资金支持，实现业务联动、资金协同和资源分享，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协同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四、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中央创新区（CID）成功的关键
国内外经验表明，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中央创新区（CID）成功的关键。
（一）美国硅谷拥有要素完备的创新网络
硅谷形成了由政府部门、大学教师及学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各类中间机构、非正式社区组织等创新构成的双层社会经济网络：一是由企业、大学、政府等创新主体及其形成的创新群落构筑的创新核心网络层；二是由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文化、专业性服务机构、风险资本、各种行业协会和非正式社交网络构成的创新环境支撑层。硅谷创新生态系统如图所示：
世界一流大学源源不断地为硅谷创新网络输送创新人才和知识成果。作为创新核心主体之一，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核心的大学在硅谷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作用是为系统中各主体输送人才和知识，从而实现知识、信息和资源等要素在网络的流动和传递。
以“引擎”企业为中心构筑了硅谷的创新网络并实现区域创新种群的不断演化。硅谷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是由各类企业形成的开放的、相互竞争与协作的企业创新网络。企业创新网络不受任何一个大公司或几个大公司的控制，而是“引擎”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通过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而形成竞争和合作共存的创新网络。联邦及州政府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硅谷地区的创新发展提供包括资金、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为硅谷地区营造和培育了良好的创新环境。硅谷虽然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但政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政府采购和面向企业的低息贷款对促进硅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新支撑要素是创新活动持续稳定进行的催化剂。硅谷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紧邻创新企业，形成了外界不易观察到的“生态循环”。硅谷通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金融资本服务机构、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机构、财务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多种科技中介，形成了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是硅谷创新的土壤。硅谷地区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基础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则为创新主体提供了基础生活条件。同时，创新活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要素作支撑，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或区域）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新竹科技园区侧重“官产学协作机制”合作
新竹科技园区创新系统内的要素包括园区企业、研究院、大学、园区管理局等政府机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以及其他物质条件等，各要素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研院）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工研院包括12个研究单位，涉及光电子工业、通讯工业、航空与太空工业、能源与资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另外还设有多个服务中心。工研院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开发出大量的产业技术并转移给厂商、接受企业的委托研究项目并为企业提供大量的工业技术服务以及培养大量的产业人才等方面。
位于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和台湾交通大学对知识创新、园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以及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台湾清华大学以原子科学研究起家，至今在自然科学研究与电机资讯领域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台湾交通大学具有很强的科技研究实力，是台湾半导体发展的摇篮，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和新竹科技园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除了台湾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园区提供技术和人才外，部分新竹创新人才来自美国，他们不仅带来了硅谷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而且又积极招募过去硅谷的朋友和同事回台湾创业。
新竹科技园区建立了政府引导发展和市场自主配置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互促机制。不同于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硅谷，政府在新竹园区的开发与建设中起到巨大的支持作用，但又不同于筑波的“官僚科技城”，其政策重点是改善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参与高科技研究。新竹科技园区的创新主体与硅谷相似，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但创新机构的组合方式不同，新竹科技园区更侧重于“官产学协作机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作机制主要由创新机构、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等相互联结、相互协调的部分组成。从创新机构的组合方式看，新竹科技园区侧重于“官产学协作机制”，即政府通过法律、经济和组织管理手段在制度、环境和政策层面，引导创新活动的方向、刺激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协同创新。
新竹科技园区风险投资作用不明显，更多依赖台湾当局设置的科技奖项和科技基金。不同于以风险投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硅谷，台湾当局通过设置大量的科技奖项和科技基金激励新竹园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
（三）中关村形成多元和稠密的创新网络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关村已然成为亚洲地区最集中、最庞大的科研中心和高校聚集地。中关村从最初的电子一条街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创新区，得益于构建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关村的创新生态系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北京中关村管委会以生态系统的构建为第一要务。北京中关村管委会通过放权、松绑、制定突破性政策、不与企业争利等方式，为中关村打造了得天独厚的创新环境。与此同时，制定系列优惠政策，引进高素质创新人才，多措并举，形成了中关村特色的人才引进和发展格局，并营造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二是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内各类创新要素体现出“四个多样性”，即产业多样性、规模多样性、关系多样性和服务多样性。大数据、云计算、环保、医药等多产业聚集使其成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策源地；规模多样性体现为不同成长阶段和位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聚集；关系多样性体现为中关村企业间形成了多元和稠密的社会网络。除了多样化的产业、企业、创业者和社会网络，还有多样化的创业专业服务，如法律、税务、咨询等。
三是中关村着眼于科技创新的生命周期，打造了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关村通过整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多方力量，激发各类金融资本的活力，满足处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四个不同阶段科技型企业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四是中关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中关村实现了“一区多园”，近端发展战略拓展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远端发展战略拓展到西藏、青海等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最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化。
（四）张江科学城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全球创新资源
张江高科技园区一直以培育具有自主创新核心能力的高科技产业集群为己任。为了保证园区研发力量的集聚和研发能力的提升，张江高科技园区竭尽全力扩展园区研发资源，培养园区研发人才，构建园区研发平台。
全球高端资源的聚集是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打造全球商业运营及研发重镇。张江高科技园区集聚了全球140多家企业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的设立对于园区提升研发力量、培养高端人才和开发民族创新能力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二是打造人才高地。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上海本身就是国内外企业抢滩的首选之地；而浦东的开发更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张江充分发挥这一得天独厚的秉赋优势，形成了全球化特征鲜明的人才高地。
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是创新发展的强大支撑。一是提供各种研发创新配套服务。各类服务机构和平台围绕产学研提供各种研发创新配套服务。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国家人类基因中心、国家生物芯片中心等重要的国家级重要的试验平台均落户于此。二是提供投融资服务。包括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融资担保类专业服务平台、“易贷通”业务和投融资管理服务体系。三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张江园区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中心，为园区内企业提供专利受理、律师服务、质押融资和数据检索等专项服务。四是搭建提供各种专业服务的24小时客户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开展的服务项目有企业改制、上市服务、建设工程项目前期服务、劳动保障法律服务平台、企业家沙龙、财税经理俱乐部和张江人才公寓租赁服务等。
完善的生活配套为打造宜居环境奠定了基础。一是提供快速的高新园区内交通。园区内分布着多个地铁站点、有轨电车站点和自行车租赁点，此外园区还免费提供了环线班车。二是提供便利的生活配套。园区内有24小时餐厅、大型超市、便利店、洗衣房、美发厅等服务设施，以及室内游泳池、网球场在内的体育休闲设施等。园区内设有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浦发银行在内的十多家金融机构，为各类人才提供金融服务。
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张江科学城已经形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通过立足两大产业集群优势，建立了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体系。五、中国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央创新区（CID）
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研究了国内外数十个创新集聚区，梳理出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中央创新区（CID）。
在国外，美国硅谷和以色列特拉维夫依托雄厚的科研力量、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多样化的企业集群，营造了优良的创业生态环境，已经发展成为所在国家的中央创新区（CID）。
中关村和张江科学城集聚高层次人才，培育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中央创新区（CID）。武汉光谷附近汇聚众多大学，吸引大量人才，拥有核心产业和资本凝聚力，未来有望发展成为全球中央创新区（CID）。
六、中国正在建设的中央创新区（CID）
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梳理出国内正在建设的中央创新区（CID）。截止2018年，国内已有广州、西安、青岛和南通明确提出建设中央创新区（CID）。
七、中国部分适合建设中央创新区（CID）的城市
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构建了CID评估指标体系，从国内30座城市中，筛选出适合建设中央创新区（CID）的城市。研究发现，国内一线城市和大部分二线城市均具有建设中央创新区（CID）的实力，应该大力发展中央创新区（CID），明确中央创新区（CID）定位。
研究将全国城市适合建设的CID类型分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CID（简称全球CID），比如，美国硅谷将科技创新影响力辐射到全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CID（简称国际CID），比如，新竹科技园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CID（简称全国CID），比如，目前武汉未来科技城将科技创新辐射到全国，未来有望辐射到世界范围；具有地区影响力的CID（简称地区CID），比如，目前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科技创新影响力已经辐射到国内部分地区，未来有望辐射到全国。城市CID的类别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城市不断创新发展，全国CID可能发展成为国际CID，国际CID可能晋级为全球CID。
目前在国内，有一批尚未明确提出，但适合建设国际CID的城市，包括重庆、天津、苏州、南京、无锡、长沙和郑州等城市。这些城市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或超过10000亿元以上，地区可支配的财力基本超过1000亿元以上，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于1500家，已经具备建设国际CID的实力。
适合建设全国CID的城市包括宁波、大连、济南和合肥等。其中，宁波的2017年的经济总量、可支配的财力和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贴近建设国际CID的标准，未来有望建立国际CID。大连、济南和合肥201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000多亿元，可支配的财力为600多亿元，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处于1700家以下。
适合建设地区CID的城市包括烟台、泉州、哈尔滨、福州、唐山、长春和常州等。与适合建设全国CID的城市相比，这些城市2017年可支配的财力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差距较大。但近年来，这些城市在大力打造战略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经济转型成效初显，完全具备建设地区CID的条件。
八、中国部分适合建设区级中央创新区（区级CID）的城区
博尔森咨询创新研究院将区级CID定义为一个城市行政区内高端创新要素的融合聚变区，高端创新人才汇聚区，创新活动极其活跃区，创新成果持续输出和创新影响力最大的区域。
研究认为，具备建设区级CID实力的行政区，应该大力发展中央创新区（CID），成为科技创新的先行者。
